【文/杰奎琳·施耐德、茱莉娅·麦克唐娜股票按月配资，翻译/鲸生】
仅仅十年前，美国还是全球无人机技术创新的领头羊，靠“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在遥远的国度猎杀恐怖分子。但近年来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表明，另一场无人机革命已然到来。
过去的无人机造价昂贵，需要远程操控，主要用于精确打击和战略侦察；如今，几百美元就能买到一架无人机，用途也五花八门——从战场侦察到向前线伤员运送血浆和药品，无所不能。
世界各国军队都在摸索新一代无人机在战场上各个角落的用法。比如，以色列和乌克兰都使用FPV穿越机深入敌国境内发动突袭。俄罗斯则用一波接一波的自杀式无人机、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和工厂。在乌克兰前线，俄乌双方靠小型无人机和巡飞弹打击士兵、坦克和后勤装备的同时，也用这些无人飞行载具运送补给、分诊伤员、侦测敌军动向。这些无人机不再被从千里之外遥控，而是直接嵌入一线战壕，操纵者甚至会偷偷潜入敌方腹地。
美国基本上已在这场军事技术革命中掉队。
虽然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承诺要“重振美国的无人机霸主地位”，但迄今为止，美军装备的无人机主力依然是十年前就服役的更大、更昂贵机型。新的无人机研发项目，例如美国空军的“协同战斗飞行器”（CCA）或陆军的“低空跟踪与打击弹药”（LASSO）项目依然处于原型阶段，且价格远远谈不上便宜。空军的CCA项目单位价格预计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美国陆军的无人机款式更小，也得要7万至17万美元。就算美军的采购数量高于初期规划，也不清楚美国公司的产能能否赶上乌克兰每月消耗近20万架无人机的那种规模。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7月10日宣布发起一项新的无人机政策，改变美军在广泛部署无人机一事上进展缓慢的现状。图自社交媒体
要想搭上这班无人机革命的快车，美国仅靠砸钱扩张产能——多拨款、多生产、快采购——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军政领导人必须更彻底地打破那些塑造了美军及其作战方式数十年之久的固有观念。
美国在采购新一代无人机方面动作迟缓的根源在于过去60年来打仗形成的“执念”：它能够也应该依靠远程操控技术，在千里之外实现速战速决。美国曾自信可以靠相对昂贵的无人机技术挽救飞行员的生命，把实时情报直接送达决策层，实现精准打击。
如今，欧洲和中东上演的冲突正逼着美国领导层接受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别国对无人机的运用正在改变战场规则，这意味着美军无人机部队成立之初追求的那种“低伤亡”战争形态，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切实际。
不过，在急着烧钱研发下一轮新技术前，美国的国防规划者们得先回头审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装备采购的根本理念和假设。他们必须重新评估美国公众对作战伤亡的承受力，改革积弊已久的采购流程，还得和各军种“贪大求贵”的本能较劲。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需要构思一套新的制胜之道，讲清楚无人机技术如何能帮美国赢得战略胜利。
科技加持
长期以来，现代美国军队一直追求利用高科技让战争更精准、更高效、更低风险——无论是对后方的领导人，还是对前线士兵来说。早在1965年，当越战局势越来越不利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就曾询问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去执行危险的侦查任务：“鲍勃，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你的那些小型飞机或直升机发现地面的敌人，然后用无线电呼叫轰炸机过来把他们炸上天？”
随着1971年微型处理器的问世，美国的无人机技术开始加速发展，第一批真正有实战价值的无人机被融入美军作战行动。在越南，“闪电虫”（Ryan Model 147）和后来的“水牛猎人”等早期无人机执行了超过4000次飞行任务，从事那些过去只能靠飞行员深入险境完成的“枯燥、危险的脏活”：充当防空导弹攻击的诱饵，航拍北越的防空阵地和战俘营，在恶劣天气下执行侦察、散播传单等任务。
美军上世纪60年代在越南广泛使用的早期侦查无人机“闪电虫”包含多个子型号，其单机平均使用寿命为执飞3次任务，但一架代号“雄猫”的无人机在被击落前创下执飞68次任务的纪录。
无人机并未根本上改变越战走势。但它们开拓了美军的思路：无人化技术确实能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尤其在1973年美国废除征兵制、转向全志愿兵役后，这种潜力变得至关重要。征兵制的终结导致后来的总统们不敢轻易派大军出征，也逼着军方设计新战略——利用他们认为能够招募到的有限兵力打赢战争。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推高了对战场新技术的关注热度：到80年代初，美军面对着一支规模上碾压自己的苏联军队，必须研究靠质量优势来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
于是，美国领导层重点关注让美军转型为一支规模更小、训练程度更高、得到新型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加持的军队。得益于芯片技术领域的进步，确保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发现并锁定敌军，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理论，主张由陆军和空军配合，实现远程打击力量与高机动性地面部队的联合作战。与此同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将大笔资金投入研发卫星、雷达以及配备更先进制导系统的“智能武器”——这些技术日后均构成了美军无人机武器库的基石。
1983年贝鲁特美海军陆战队军营遭袭及海军飞行员在黎巴嫩上空被击落事件后，华盛顿对无人机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海军投资约9000万美元引进了一套以色列实战验证过的系统，并采购了72架“先锋”（RQ-2）无人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则发布了一份新的军事战略文件，申明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应向海外直接部署军队。
战略研究人士深信，诸如“先锋”之类的无人机能够替代风险极高的有人驾驶空中侦察任务。1985年，曾于1979至1982年间担任美国空军负责人事、研发与采购的副参谋长凯利·伯克（Kelly Burke）向《华盛顿邮报》阐释了其背后的逻辑：“廉价的飞机或许存在，但廉价的美国飞行员绝对不存在。”
温伯格学说的出台恰逢迎来信息时代的开端。美国长久以来都希望避免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终于使这一目标看似触手可及。在五角大楼不为人知的角落，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里的一批战略研究人士专注于探讨如何通过无人机等新型作战系统远程探测与锁定敌军，以极低的风险迅速赢得战争，从而带动更彻底的军事战略变革。
在1986年一份极具前瞻性的报告中，一组ONA的战略研究人士构想了一个未来战场空间：空中遍布飞行的侦察传感器与蜂群化的“空中雷场”（aerial mines），其中的火炮与有人驾驶战机依赖无人传感器自动选择目标。
无风险的回报
然而，降低人员伤亡风险与优化战场效能这两个目标从未被完全协调一致。
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战略始终伴随着规避风险与追求快速、决定性技术胜利之间的矛盾。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试图通过一种混合策略来实现风险最小化与效能最大化：空军以精确制导炸弹和远程导弹支持下的“震慑攻势”（shock-and-awe）拉开战争序幕，地面部队随后发起决定性的机动攻势，重创了伊拉克军队。这场战争的胜利似乎昭示了一种新的美国式战争形态诞生：快速、决定性且低伤亡。
苏联解体后，国会与克林顿政府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美军各军种为了保存各自青睐的现有装备项目而展开竞争，导致资金大多流向了航空母舰、战斗机、坦克等大型有人作战平台，而非无人机平台或小型弹药研发。美国国防工业体系经历了整合，剩下来的企业面临预算缩减的现实，也缺乏在国防部既定需求之外投入研发的动力。
尽管面临这些制约，克林顿政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仍设法打造了包括隐形战机、远程巡航导弹及GPS制导炸弹在内的武器库。这构成了一段低风险、高科技含量军事干预的“空袭时代”。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虽未将无人机列为各军种的优先发展事项，但仍看到了巨大潜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上任初期便设立了联合机构——国防空中侦察办公室（DARO），以推动军方采用无人机技术。该办公室于1994年得出结论：在各军种应对缩编带来的诸多挑战之际，无人机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尽管在军中并未出现明确的支持者，但由一家名为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研发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家族中的首批型号，于1995年夏天飞越了前南斯拉夫上空。
就在同年夏天，F-16战机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区上空被击落。这是一次令美国军方难堪的事件，并促使时任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曼（Ronald Fogleman）下决心更广泛地部署“捕食者”无人机；他于1995年7月组建了美国空军首支无人机部队。国会支持福格曼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John Warner）阐释道：“在我看来，美国绝不会再允许其武装部队卷入那种造成我们历史上所见伤亡水平的冲突中。”他总结道，这意味着向无人技术的转型是前进的必然方向。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1989年首飞的Gnat侦查无人机，是其日后“捕食者”无人机系列的前身
单一目标
“9·11”事件后，“捕食者”与“死神”无人机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最具代表性象征。二十年间，美国斥资数百亿美元购置了超过500架“捕食者”与“死神”无人机，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等众多国家发动了数千次空袭。那些坐镇作战中心的指挥官们得以全天候实时追踪目标。
然而，无人机的使用始终伴随着争议。
这些系统既不廉价，机动性与抗毁伤性也十分有限。地面部队也谈不上满意：无人机容易遭受恶劣天气干扰，数据传输存在延迟，且几乎完全由空军一手操控；他们还抱怨，无人机中队里的空军飞行员们执行对地支援任务的训练程度不足。许多人更质疑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会彻底取代有人战机、淘汰掉飞行员。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美国表面上在打一场争取民心与支持的治安战，但这个目标似乎与在安全距离外发动非人化轰炸的做法自相矛盾。
在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只有美国空军真正深度介入无人机使用。尽管无人机可能威胁飞行员在该军种的传统角色，但空军对主导空中任务的渴望促使其引领了无人机技术的运用。“捕食者”与“死神”并非配属给地面作战部队，而是由空军参照战斗机中队编制组建的部队操作。操纵员通常是前战斗机飞行员，并沿用为有人驾驶飞机设计的任务分配流程。无外乎，美军对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几乎完全复制了战略轰炸与侦察等空军的核心任务。美国陆军接受了空军对无人机的垄断地位，仅在小型系统上做了有限的投入；而美国海军——其身份认同仍系于航母等大型作战平台——对这场无人机革命几乎毫无兴趣。
归根结底，美国过度局限于依靠先进技术降低部队的伤亡率，这样的目标驱使其采购并部署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人机：远程操控、可长时间滞空监视目标、能在危险空域部署。这种采购重点源于数十年来的决策积淀——关于越战后美国期望如何作战，关于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以及关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时期的国防投资路线。二十年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更是固化了这些选择。
乌克兰战争的现实已经挑战了这一战斗力生成模式的价值。为此，美国正匆忙投资更广泛的无人机谱系，向新兴军工公司授予合同，并通过兵棋推演探索新的无人机任务角色。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近期已指示美军采购民用无人机并进行试验。但这些决策均属仓促制定，是对别国战场上无人机运用的应激反应，而非源于对无人机在未来美国面临战争中应扮演角色的战略规划。
今年6月1日，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蛛网行动”对俄罗斯腹地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发动无人机突袭。视频截图
回归基本
若美国希望打赢消耗战——类似乌克兰当前借助无人机大显身手的战争形态——它需要把更多低成本无人机配属到地面作战部队，并能快速适应对手的反制措施。但美国无法简单复制乌克兰（或以色列）的无人机运用策略。在匆忙下单采购之前，美国的国防战略人士需要阐明一套新的制胜理论，重新评估支撑过去五十年来军事技术采购的观念与假设。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核心建军理念在于：美国公众更愿意在军事上付出金钱，而不是付出性命。随着美国预算赤字膨胀、选民越来越责怪放任通胀与政府资金浪费的总统，美国领导人很难再简单地假设，他们可以靠砸钱购买昂贵的军事技术来规避政治风险。与此同时，1980至1990年代流行的理念——无人化技术将催生在更远距离交火、更迅速取胜的战争——正在受到质疑。无人机在欧洲与中东战场的运用反而体现出更近距离的冲突：地雷战、堑壕战、针对平民的攻击。这些从来都不是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考虑。
特朗普政府必须审慎考量：在全面检视美国军事战略的背景下，美国军方是否应采纳服务于此类战争形态的无人机技术。唯其如此，方能将美国国防预算（及对无人机的投资）锚定于清晰的战略优先目标上。过去，国防部长们曾通过将项目移出单一军种管辖权限并直接接管、解职某军种参谋长、游说国会为特定项目拨款等方式，成功化解各军种间的预算之争。
国会不仅需要加快军备采购流程、提升效率，还需要推动更多自下而上的创新，允许前线指挥官与小型单位自主采购与管理无人机项目。这需要堪比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对美国国防部进行了全面改革）的重大立法变革。为重塑美国国防战略，或许还需要来自军种内部的坚韧领导力，包括任命任期长于当前惯例的指挥官。
美国军方沉溺于战役、战术层面的成功股票按月配资，却未能保持在21世纪冲突中取胜所需的战略优势。如果不能重新评估作战方式，纵使有再多新型无人机，也无力避免美国卷入其不愿打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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